吴城的发现

“夹岸桃花燕子飞，一江春雨鳜鱼肥”，这就是樟树，江南鱼米之乡，地处赣中腹地，鄱阳湖平原南缘，赣江、袁水合流于此，土沃水清。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孕育着悠久的文明史。

远在距今4500年前，在赣江东西两岸，自筑卫城至营盘里，自樊城堆至大城，连绵数十里的丘陵地带，早已有人类在此生活，并形成定居的原始村落。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渔猎为辅，产生了制陶、纺织等手工业。随着吴城遗址的发现，表明了樟树在距今3500年前已经进入青铜文明时代，萧江河畔的吴城则是当时江南繁荣的城邑之一。

最初提起“吴城”二字，我们总会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古镇之一的九江吴城镇与之混淆。樟树吴城原是一个名为“吴城”的小村庄，直到一个脚印，唤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

1973年8月初，清江县（今樟树市）在山前乡（今吴城乡）吴城村附近打算修建一座水库，为配合兴修水库，清江县（今樟树市）博物馆黄颐寿、何喜林、黄荣春等同志在水库周围进行考古调查。在他们仔细的勘探中，采集到一批纹饰各样的印纹陶片，采集到一枚枚打磨精细的石器，采集到形态各异的陶网坠、纺轮等丰富的文物标本。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不简单，直觉是个大型遗址，当即将此事上报给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察队。考察队随即派人复查，采集回来的标本、相关照片寄送至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教授和有关专家鉴定，一致认为吴城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商周时代遗址，是樟树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的钥匙。

吴城考古工作站

吴城遗址的发现，让我们不免感叹，这片曾经被志书称为“古荒服地也”的土地里竟埋藏着一座神秘王国！而遗址被发现时，身处名为吴城的小村庄里，便以此地命名为吴城遗址。

谈到吴城遗址的发现是偶然的一次配合水利的考古调查，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吴城考古发掘及重要性

考古发掘

吴城遗址位于赣江支流萧江上游南岸低丘岗地上，隶属于今吴城乡吴城村，围绕村庄有一堆筑而成的商代土城，即吴城遗址的中心区。巍巍壮观的土城，北有萧江作护卫，浩渺四环；隔江对岸又有律坪作案山，秀例如屏；后有三岭作主心，翠耸如画；香溪绕城南而过，左有马鞍山，循环拱抱，右有木鱼山，美锁水口，其形势真所谓“天造地设”，确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绝好胜地。自1973年一2002年，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先后进行了十次科学发掘。

1973年9月一12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古队与清江县博物馆联合对吴城遗址进行第一次试掘，由李家和领队。这次发掘开探方八个，揭露面积77.75平方米。发掘期间，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曾亲临考古工地指导工作。

1974年3月一8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古队与清江县博物馆联合对吴城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由李家和领队。这次发掘共开22个探方，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7月张汉城率陈柏泉、黄颐寿赴国家文物局汇报发掘情况，并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吴城考古实习。

1974年秋冬，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古队、清江县博物馆联合对吴城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由李家和领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由李伯谦、李仰松、贾梅仙带领20名学生参加。同时，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黄景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应邀到吴城指导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共开探方21个，并对城址北段、东段城墙进行了相关解剖，发掘面积共计806平方米。

上述三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1483.75平方米，根据探方文化堆积叠压关系和典型器物之演变特征，初步将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商代中期，相当于河南郑州二里岗上层；第二期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早、中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

1975年7月一9月，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与清江县博物馆联合对吴城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1979年9月一10月，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和清江县博物馆联合对吴城遗址进行第五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是吴城商代遗址南区的第一次揭示，并剖析了这一区域的文化内涵。

1986年9月至翌年元月，由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李家和领队，进行了第六次发掘，清理了10座陶窑，其中包括1座龙窑。商代龙窑的发现，把我国龙窑出现的年代提前了近千年。此次发掘还发现了一条长廊式道路，说明吴城商代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而是一处较大的聚落遗址，或是城邑。

1992年9月一11月，配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考古实习，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刘林为领队，对吴城遗址进行第七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在第六次发掘的基础上，基本理清长廊式道路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初步判断这是一处由道路、建筑基址、祭祀台座以及红土台地、柱洞群等组成的大型祭祀场所。结合前几次考古发掘成果，基本可以肯定吴城遗址是殷商时期赣鄱流域一个重要的方国都邑。

自1973年发现吴城遗址以来，吴城遗址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指导下，先后经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十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逐步确定了吴城遗址总面积有4平方公里，遗址中心是一座61.3万平方米的商代中晚期都邑古城。土城四周被城垣围起来呈圆角方形，依地形和水文环境，整体略呈西北—东南走向，北宽南窄。城垣北面有北门、东北门，东面有东门、东南水门，南面有南门，西面有西门。

通过考古发掘共揭露了6000多平方米，清理了一批房基、道路、陶窑、水井、墓葬、灰坑、祭祀广场、铸铜等重要遗迹，根据遗迹现象，初步把土城内分为祭祀区、墓葬区、居住区、铸铜区、制陶区。出土了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等遗物5千余件。有青铜戈、矛、刀、器盖；陶器及原始瓷器鼎、罐、盆、大口尊、鬲、缸、碗、盂、豆、爵、尊；陶质和石质生产工具有马鞍形刀、纺轮、网坠、拍、垫、斧、锛、刀、镰、铲、镞、矛、玉刀，以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同时，还发现120多个刻画在陶器和石范上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有的与甲骨文相似，有的更为原始，几何形印纹陶纹样40多种。这些遗物和文字的发现，丰富了吴城人的生活，刻画出了一幅幅鲜活的吴城先民们生产生活的画面。

鉴于吴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价值，1973年8月28日、1974年1月12日、1974年3月22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三次函告江西省革委文办，并分别于1973年11月28日、1974年8月15日，函告江西省文化局、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切实加强吴城商代遗址的调查、发掘、保护工作。经过文物部门与工程部门协商，决定将吴城水库坝址位置上移100米，以避开遗址中心区。吴城遗址就这样有惊无险地保留下来了。

1974年11月至翌年1月，部分吴城出土文物在北京“各省（市、区）新发现文物汇报展览”公开展出，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1974年底，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收录了吴城商代遗址的研究成果，同时中学教科书也编进了介绍吴城遗址的内容。《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以及香港各报陆续报道了发现吴城遗址的重要新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对长江以南的吴城文化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述。

自此，“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历史被事实改写，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年代学“标尺”得以确立。

1978年8月24日一9月3日，由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起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庐山召开，22省（市）及55家文博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江南地区发现的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兴盛和衰退各个阶段的有关问题；印纹陶及其伴出文化遗物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江南各地区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国地区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吴城商代遗址是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钥匙”和确立年代学“标尺”，这一考古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1984年5月20日，清江县人民政府公布吴城商代遗址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4月，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和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下拨专款兴建吴城考古工作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贺信中指出：“建立吴城遗址工作站，使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可喜可贺。”

1996年，国务院公布吴城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它的发现改写了江南古代文明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2001年，吴城遗址荣获“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国家文物局将该遗址定性为商代中晚期的都邑遗址，对于探讨中国南方商周青铜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先后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十二五”“十三五”专项规划150处大遗址重点保护项目。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吴城遗址的发掘者、“吴城文化”的命名者）认为：真正能够证明长江下游地区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是在江西省发现的以清江县吴城遗址为代表的吴城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一带的一支受中原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从其早期开始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

通过几十年研究，我们发现吴城文化地域范围很广，吴城遗址仅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其文化还分布在樟树各地及新干、新余、峡江、永修、德安、瑞昌等地区。

吴城遗址出土青铜器并不算丰富，以青铜兵器、生产工具为主。从器物种类来看，有鼎、尊、斝、器盖、矛、戈、剑、戕、锛、凿、刀等。其中最为精美的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龙足虎耳鼎，为吴城遗址周边出土。这件青铜鼎形状特别，纹饰清晰，高30厘米，口径20厘米。鼎的三足为卷尾兽形，像是三条扁龙，头接鼎底，造型飘逸，极为罕见。而鼎腹则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兽面纹。以鼻梁为中心，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有角，角下有眼，显得格外生动。器物身上还饰有精美的云雷纹。最为特别的当属鼎立耳上所铸的一双拖尾卧虎，虎口大张，尖牙毕露，像是一对守护者，守护着吴城这座神秘的青铜方国。

不仅如此，1989年9月20日，一批位于吴城20公里外赣江东岸的新干商代青铜器的出现，震惊了整个学术界。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新干大洋洲商墓共出土青铜器475件，这批青铜器在文化面貌上与吴城遗址二期文化面貌几乎完全一致，专家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属于吴城文化。这些造型繁复的青铜器，反映了吴城青铜铸造水平的高超。

吴城之瑰宝——龙窑和原始瓷

赣鄱地区是中原印纹陶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地区的制陶技术起源于万年仙人洞时期，距今一万年左右。经新石器时代几千年的发展，陶瓷制造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商代，陶器是普通劳动人民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吴城文化的陶制用品以小口折肩罐、大口折肩尊、折肩翁为大宗，也最具地方特色。生产工具主要有纺织用的纺轮，切割用的陶刀，捕鱼用的网坠等。其中以多孔、单面刃的马鞍形陶刀最具地方特色，出土总数在200件以上。

由此可知吴城有着非常高超的烧制陶器的技术，勤劳智慧的吴城人在这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在制陶技艺上有着重大突破——龙窑的出现。

吴城历年来共清理陶窑14座，依其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圆角三角形、圆角方形和长条形龙窑4种形式，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制陶区。

1986年在吴城遗址西北部发现了1座商代龙窑，在当时是举国震惊的！

龙窑因其燃烧起来像一条火龙，而得名。它是升焰窑的改进形制，残长7.5米，宽约1米，有9个投柴孔，自上而下，似一条火龙。这种窑不仅窑室空间大，而且火焰直接进入窑室，能利用烟气和产品冷却释放出来的热量来预热上部的坯体和窑室空气，具有升温快、冷却快节约燃料的优点。由于龙窑沿着一定坡度而建，具有倾斜度，火力可充分利用，能大大提高窑温，焙烧温度可以达到1200-1300℃。

吴城龙窑是当时全国首次发现的商代龙窑，是一种先进的窑床结构，是后世龙窑的雏形，被称作青瓷的摇篮。正是有了这种龙窑，吴城先民才能烧造出精美的印纹陶和原始瓷。吴城商代龙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龙窑之一，它把我国龙窑历史上推至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期。

通过对吴城出土陶器进行检测，表明吴城的先民已经懂得选土炼泥，选用不同的黏土烧制软陶、硬陶和原始瓷。吴城遗址周围瓷土贮藏丰富，1995年的发掘中，在制陶区发现了成片瓷土，是吴城先民用瓷土制作原始瓷器最好的物证。根据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我们可以看到器物表面色泽光亮、釉色清晰，只是由于历史悠久、施釉技术不够发达，原始瓷表面的釉已经脱落了，只剩下斑驳的痕迹。

吴城遗址中龙窑的发现以及原始瓷的出土，将中国的瓷器烧造历史向前推了800一1000年，推到商代中晚期。

吴城文化

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制约下，与稍早或同时期周邻文化发生程度不同的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和融合。我们要正确认识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追寻其文化渊源。

1981年，李伯谦先生对吴城遗址一至三次发掘资料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后指出：吴城青铜文化“主要因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商文化存在明显区别”，进而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般原则，首次提出了“将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命名为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是分布于赣江、鄱阳湖流域的一支青铜文化。吴城文化命名的确立，使得吴城文化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注意到它们具有鲜明的特色。

时光浩渺，斗转星移，吴城这片红土地上的辉煌我们只能见其一斑。当年兴修的吴城水库早已投入使用，它依靠着萧江上游的河流，成为樟树水域面积最大的水库。原来的古河道变成了规规整整的农田。这一亩亩的农田，恰好丈量出萧江古河的宽阔。河水汤汤，一路向东，汇入赣江。也许这里便利的水道，丰富的水资源，浑然天成的屏障，且背面为丘陵山地，吸引了吴城的先民们在此居住了数百年，创造了一座都邑方国。

伴随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成长过程中，消失了很多的古国，埋藏了很多的古国文明，同样也随风飘散了很多关于古国的浪漫传奇与神话。绝版的古国，不绝的气息。吴城，千年古国。是你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是你融合了多元文化，是你创造了樟树璀璨的历史文明！未来，这座史籍中没有文字记载的方国，这座隐匿了三千年的江南都邑，将从容典雅地向世人展示她精美绝伦的青铜文化之韵，包罗万象的吴城文化之美。